從“中興危機”看中國科技創新之殤
2018-04-24 15:48:02   來源:鳳凰網   評論:0 點擊:

文章來源:凡夫俗子話財經;作者:凡夫俗子

在古老的《荷馬史詩》中,有這樣一則故事廣為流傳:

凡間的英雄珀琉斯與海洋女神忒提斯結合,生下了一個名為阿喀琉斯的男孩。為了能讓兒子練就一身本事,剛出生時母親就將他倒提著浸泡在冥河之中,冥河之水洗去了阿喀琉斯體內屬于凡人的部分,讓他變得刀槍不入。

 

可惜的是,因為當時冥河之水水流湍急,而阿喀琉斯尚為嬰兒,所以忒提斯就捏著他的腳后跟不敢松手——恰恰是這唯一沒有被冥河之水洗禮過的部位,成為了阿喀琉斯全身唯一的“死穴”。后來的特洛伊的戰爭中,阿喀琉斯被敵人一箭射中腳踝,因重傷不知而亡。

后人便常引用這段阿喀琉斯之踵的寓言來闡述這樣一個道理:即使是再強大的英雄,他也有致命的軟肋。

 

而今,傳說中的故事已然應驗在我們身邊。

 

國之驕傲的中興通訊慘遭美國制裁,一夜之間進入休克狀態。任憑公司領導如何表示“堅決反對”,美國人的態度都是“沒任何扭轉余地或協商空間”。無可奈何花落去,人家一紙禁令就革了企業的前途。這就好比是一個花匠在別人家的花園里租了塊地,精研園藝,種花種菜,自娛自嗨,卻全然忘記了有一天別人讓他離開花園的時候,他該何去何從。

 

倘若沒有這一手,我們可能還陶醉在對美國大豆等領域的有力反擊中,殊不知此次貿易戰,我們打的是美國的現在,而美國打的卻是我們的未來。

 

任憑國家經濟發展奇跡再怎么令人驚嘆,任憑“新四大發明”再怎么光彩照人,一旦自主可控的高精尖技術受制于人,便無法成為真正的強國——而這,也正是我們泱泱大國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試想,如果換我們用芯片來要挾和制裁美國,恐怕勝算只能是零。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發問:為什么我們的科技創新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這么多?

 

這是個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

 

1

 

曾幾何時,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與今天的美國完全相同:首屈一指的經濟規模、遙遙領先的技術水平、活躍發達的商品經濟以及繁華先進的城市建設,無不彰顯著國家的強盛。尤其是在技術方面,火藥、指南針、紙張和印刷術堪稱是“讓歐洲人走出黑暗時代的偉大發明”,而鋼鐵與戰爭武器等方面的生產力也足以傲視全球。

 

意大利歷史學家奇波拉(Cipolla)曾在一本名為《工業革命前歐洲的社會與經濟:1000-1700》的著作中寫道,倘若將11-18世紀初這段時間里的西方和中國做一個對比,那么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而中國則是一個富有發達的工業經濟。

另有不少學者聲稱,早在13世紀,中國就已經具備了英國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時的各種經濟、科技和工業條件。換句話說,按照發展的進度與領先的段位,工業革命最應該率先發生在中國。

 

可是工業革命就是沒能發生在中國。

 

不僅如此,中國的科學技術沒有再度向前邁進,而工業革命造就了西方國家的快速崛起,中國也逐漸開始掉隊了。此后的鴉片戰爭,讓英國人的炮艦打破了火藥發明國度的大門,西方技術上的優勢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中國也徹底失去了從前的頭部地位。有關資料顯示,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占0.4%。短短時間里,經歷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實在是不可思議。

 

為什么會這樣?

 

這個問題最早由英國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1900~1995)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提出,故而被稱為李約瑟之謎,該問題也引發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和探討。

在筆者看來,是中國長期以來的科舉制與官本位思想掣肘了國家的科技進步。

 

隋朝以來,官員們開始通過科舉制度進行選拔,到了宋朝時期,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指定為“四書五經”。在當時,做官的投資回報率是所有行業中最高的,不僅可以光宗耀祖,還能加官進爵,因此對于科舉的評價都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對于“四書五經”這些標準的參考教科書而言,總字數超過40萬,倘若做到將其倒背如流,勢必要花費一番大工夫,更何況還要讀史書,學習吟詩作對寫八股文。所謂“十年寒窗”,絲毫沒有任何夸張成分。

 

既然是學而優則仕,人們當然不會將科學技術放在眼里。特別是后來的科學技術越來越依賴于數學和可控實驗,而學子們都在忙著讀“四書五經”,自然難以兼顧。

 

作為中國科技史上極為重要的著作之一,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書在序言里帶著些許無奈地寫到,聰明而有抱負的人是不應該讀這本書的,因為這對于科舉沒有幫助。

 

按照林毅夫的觀點,科舉制度因為具備一個考核的客觀標準,因而是公平的,而這對過去中國的繁榮和華夏文明的鼎盛有著極為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它的優越性只局限在技術創新都是依靠經驗來發明的時候,一旦到了科學實驗的新階段,科舉制度便開始妨礙新發明的產生與科學技術的進步。

 

文化是一脈相承的,當代中國同樣逃不開官本位的思想桎梏。

 

2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突然掀起了一股公務員報考的熱潮,公務員報考人數逐年激增。從國考數據來看,2010年和2011年的總體報錄比高達59:1。當一百多萬號人競爭一兩萬個崗位的奇觀頻頻出現時,你不得不為之感嘆。

至于“公務員報考熱”的成因,除了就業壓力大、政治抱負、鐵飯碗等因素外,最關鍵的還是官本位思想使然。在不少人看來,進入公務員隊伍便是通往“云階”的“天梯”,一旦考過便意味著掌握了權力,自然便會擁有比旁人更多的資源甚至機會,從而領先不止一個身位。當然,其中還涉及到分房、醫療等諸多隱形福利。

 

盡管近年來,大環境的變化讓公務員報考的熱度有所減退,但是最核心的權力部門競爭卻是更加慘烈,2017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中,最熱崗位的報錄比竟然高達9837:1,名副其實的萬里挑一。

 

不能否認,政府部門人力資源的更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可是一干最優秀的人才爭先恐后地流向政府部門而不是向生產部門集中,也著實對我國科技創新事業的前進造成了阻礙。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中,強勢政府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式分權的體制機制起到的積極作用也不容忽視。不過對于一個經濟體來說,過多的資源掌握在政府手里顯然是不健康的。

 

根據經濟學家凱文墨菲(Kevin M. Murphy)的實證研究,一個社會中的律師越多,這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就越低。公務員和律師一樣,都不是想著要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分配財富,巨大的尋租空間對國民經濟生產效率本身就是一種傷害。而“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的命題已經歷了太多的實踐檢驗,因此在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上,應該更多地依靠市場規律而不是行政意志。

 

科技創新,同樣也是如此。

 

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和最活躍的因素,企業直面市場、貼近市場,對于市場需求有著極為敏銳的捕捉和精準的判斷,其中自然包括對最前沿科學技術的領悟。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為了生存和盈利,更為了從行業中脫穎而出,企業具備與生俱來的基因與動力去不斷高效配置資源,組織研發活動來提高改進生產技術并加以創新。

 

倘若讓政府部門來主導科技創新活動,情況則全然不同。政府不是技術部門,很難搞清楚創新的技術是否可行,更會由于遠離市場而難以快速感知到最前沿與市場最需要的技術,進而對于科技創新方向和前景難以把握。

 

日本通產省神話的終結便是典型的案例。作為日本行政機構主體的內閣,通產省主導了日本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研發活動并制定了重點產業的發展方向,這一模式有力地推動了紡織、機械、化工、造船、汽車等產業的成功崛起。然而,在第五代計算機計劃和高清電視(HDTV)計劃中,通產省并沒有認準信息技術革命浪潮的方向,該計劃與國際市場主流應用和技術走向相去甚遠,尤其與作為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浪潮發源地美國硅谷的發展走向漸行漸遠。日本電子企業、IT企業迷失了方向,也錯過了信息技術革命浪潮大發展的絕佳時機。

由通產省的政府主導模式和創新體系異化所帶來的巨大缺陷,給所有采取政府主導模式的地區和國家敲響了警鐘。這也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推動政府的簡政放,并繼續加大對企業研發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不過,這也需要人才更愿意投身于生產部門才行,而做到這一點恐怕還任重道遠。

 

其實國內也有鮮明的對比寫照,請參考東北和深圳。

 

3

 

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

 

此言為錢學森先生于2005年同溫總理交談時所講,是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不過,與其說是“問”,倒不如說是錢學森之憂更為貼切。

小平同志說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此,錢學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就是說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要靠科學技術,今后發展新型產業,就應當以科技創新來引導經濟發展。

 

時隔多年,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增長迅猛,但是其中科技創新的貢獻卻始終停留在30%~40%,這與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差距頗大。

 

難道真的如錢老所說,我們國家缺乏杰出人才?

 

實則不然。倘若將學術論文和申請專利作為評價指標,你會發現中國在這兩方面的成果均處于世界前列;可事實上,科技創新就是沒能成為引領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動力,經濟科技兩張皮的狀況也由此成為常態。與此同時,國家每年都有許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閣,大批科技人員棄研從商或流向國外,由此帶來的種種浪費也是屢見不鮮。

 

誠然,光有科技成果還遠遠不夠,如何將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才是根本所在。只有打通科技成果與市場的渠道,進而實現產業化,才能真正讓先進的科學技術為經濟發展服務,否則再多的學術成果與專利,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紙上談兵”。

數據顯示,中國當前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比率僅為10%~2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高??蒲辛㈨椇艽蟪潭壬线€是由“學術思維”和“專家思維”占據主導,“市場思維”尚且未能培養起來,很多項目從一開始就沒有考慮到商業化價值和前景;

第二,在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過程中,由于受到經濟利益與風險控制等因素的影響,作為科技創新與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并未形成與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有機互動與配合,以科技創新的決策主體、投入主體、利益主體和風險承擔主體等身份參與其中;

第三,由于科研經費投入不足,讓不少具有實用價值的科研成果無法繼續中試,從而遭到的“流產”的厄運,也制約了成果的轉化。

 

反觀美國等發達國家,他們根本無需考慮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科技成果與生俱來地擁有面向市場的基因,在高校與企業的良好配合下,成果一經問世便直接面向生產線,否則對于作為科研投資主體的企業來說,資金就“打水漂”了。

 

不僅如此,美國還注意為科技創新活動營造具有充分激勵作用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文化,比如以下四個方面:

1、切實加強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使科技創新的價值、市場價值和創新者的人力資本價值都能得到充分實現;

2、持之以恒地厚植人力資本,建立健全國民教育體系,大力培養創新型人才;

3、針對科技研究的各個環節都在財稅、金融、政府采購等方面做出合適的政策制度安排,使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駕護航作用有機結合;

4、在全社會弘揚創新創業精神。

以上種種,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喬布斯或者馬斯克,或許可以成為“錢學森之問”的答案,亦或許是我們科技創新相對落后的原因所在。

 

4

 

話說回來,中國的強勢崛起依舊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科技方面,我們絕佳地把握住了后發優勢,經過科研人員們的不斷努力,在長期“跟蹤”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加以吸收模仿并融入自己的創新后,有了質的飛躍和提升,而今已經實現了全面趕超,并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當“中國制造”的美名響徹全球時,作為華夏兒女的我們,內心肯定是自豪的。

 

然而,“中國制造”畢竟還不是“中國創造”,有些事實還是應該認清比較好。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與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是分不開的。然而,人口的快速老齡化讓適齡勞動力不斷減少,工人生產效率的提高也推動了制造業成本的持續攀升,由此一來,中國曾經的優勢地位正在逐漸被蠶食。

 

根據中國歐盟商會資深產業專家豪爾赫·烏特克所說,到2020年,中國的制造業成本可能會增長一倍甚至兩倍,屆時,“世界工廠”名號將就此終結,取而代之的將會是泰國、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更要命的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被限制在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而這偏偏是位于微笑曲線的最底部,利潤率最低。而美國等發達國家,他們憑借著對高精尖技術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位于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較高的環節,從而獲取高昂的利潤。

自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業內不少專家和學者都曾經以iPhone手機的跨國生產制造過程為例,來證明美國對華的長期巨額貿易逆差是個偽命題——畢竟,在當前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你們美國就因為擁有核心技術與專利就可以坐享其成,收獲高昂的利潤,而我們中國只從中掙了一丁點辛苦錢,可是卻要把運回你們國家的所有iPhone手機的售價都算成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我們如此費力不討好,你們卻得了大便宜還賣乖,非要說中美貿易失衡不公平,這個鍋我們可不背。

 

就在人們給特朗普上這堂“貿易課”的時候,你可曾想過,這也是在告訴世人中國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正是由于我們一直擅長的是“模仿創新”而缺乏“自主創新”,因此到頭來只能是這般無奈的境況。

 

而中興危機的來臨,更是令人感慨:掌握高精尖技術,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或許是時候該做些改變了。

5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了太多關于中興通訊的評論與分析。眼下,原本已經退休享清福的76歲創始人侯為貴臨危受命,再度出山救火??吹竭@位老人家拖著年邁的身軀去帶領8萬中興員工和他們身后的家庭走出困境,任何人都會為之動容。

 

不過,還是那句話:逆境之于強者來說,總是契機。

 

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

 

筆者衷心希望,如果還有下一次,面對霸權主義國家的無理制裁,我們可以昂首挺胸地回應:

 

“別以為只有你們才有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我們也有!”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鳳凰網國際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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